以梁文斌的观点看来，能在老家找到一份不错工作的，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里人有人脉和资源。

越是小地方，越强调人脉和关系的重要性。

不管是做什么，很多时候能力并不是最被看重的，相反有没有关系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赵咏薇回忆了一下在老家工作的高中同学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说得没错。我听说过的几个高中同学，去的都是银行、电厂、中石油中海油还有高中这样的单位。”

全部都是令人羡慕的存在。

没有强有力的人脉和关系，想进去是根本进不去的。

“我们村长的亲戚都是进了这样的单位。他的一个堂妹，跟我同岁，去了中海油；一个堂弟，比我大一岁，去了交警大队，听说现在就已经是副大队长了。在一众副大队长之中，他是最年纪的那一个。”

赵咏薇说到最后，苦笑一声，“幸好我遇到你和吴师兄，不然的话，就算我回到老家，也根本没半点机会进到任何一家这样的单位里。”

梁文斌上前一步，双手从她身后将她拥入怀里，宽慰道：“不怕不怕，我们已经在北京定居了，你永远不会面对那样的场面。”

梁文斌知道她为什么而忧心。

虽然他从小生活的就是大城市，但他也有出身于小县城里不富裕的普通家庭的同学，就跟赵咏薇的家庭背景一般无二。

这样家庭出身的人，寒窗苦读十二载，想要在一线城市扎根定居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因为房价太贵了。

父母如果帮不上忙的话，做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人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供起一套房子。

他年轻的时候可以狠心不买房，不做房奴，永远选择租房。

不提以后频繁搬家带来的诸多不便和不断上涨的房租，一旦他结了婚，婚后有了孩子，为了孩子的入学问题，两人名下必须也得有套房子。

这样的情况下，大部分出身普通的年轻人，大学一毕业就不得不退出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。

要么选择去陌生的三四线城市，要么回到老家县城。

赵咏薇把手覆在梁文斌的双手上，感叹道：“是呀，还好有你们。”

要不然，她面对的也会是这样的两种选择。

而为了跟家里的亲戚们隔离开来，她很可能选择带着爸妈去省内一个稍大一些的城市定居。

两人牵着手绕到蓝天市场的东门处。

东门附近卖的是海鲜、牛羊肉卷和各种火锅丸子，还有面点。

梁文斌的视线被卖烤地瓜的摊子牢牢吸引住了。

“走，咱们买两块烤红薯吧。”

以前人大校门附近也有卖的，不过都是在寒冬的夜里。

一上完晚课出了教学楼，迎面扑来的就是烤红薯的香气。

那个时候，梁文斌经常会买来两块，然后给赵咏薇送去一块。

“给我们称两块烤红薯。”

“啊，什么？”摊主身上披了件皮革外套，袖口磨得有些发亮。

“你要说烤地瓜。”赵咏薇提醒道。

花池当地人称红薯为地瓜。年轻人还听得懂什么是红薯，但跟上了年纪的人对话，他们根本不知地瓜的学名。

赵咏薇深有感触，是因为刚上大学那会儿，在知行一楼附近的小卖店买瓜子，她当时用的方言“毛嗑”，店主根本听不懂。

从那之后，赵咏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在用词的选择上尽可能接近当时环境中大部分人的用词习惯。

梁文斌一听便明白了，忙纠正道：“地瓜，来两块地瓜。”

赵咏薇伸手指着最小的两块，“就这两块吧。”

不说清楚的话，摊主会给他们称最大的。

赵咏薇说话的时候，故意带上了花池当地口音。

摊主粗糙的手掌在摸向大地瓜的半路中停了下来，听到赵咏薇的声音后，略停顿了一秒，换了个方向捡了两块小的，扔到了杆秤里。

“3块钱一斤，一斤八两，总共5块4。”摊主秤杆子一挑，快速报出了价格。

“5块吧，4毛还要啊，直接抹零了。”赵咏薇开口讨价还价。

“不不不，不行，”摊主放下杆秤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总共没有多少钱的东西，再抹零头我就更赚不到钱了。”

赵咏薇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，不过摊主的话也没毛病。

一斤烤地瓜3块钱，确实算不得贵。

讨价还价只是习惯使然。摊主同意最好，不同意她也没损失。

两人一人捧着一块烤地瓜，边吃边慢慢往回走。

赵咏薇看了一眼时间，“快要2点了，快要到饭点了。”

“姥姥和姥爷他们都是这样的作息吗？”下午2、3点吃饭？

梁文斌把手中的烤地瓜剥掉一小半的皮，小心翼翼地吹凉了，递给了赵咏薇。

“把你的那块给我，我来剥皮。”

赵咏薇毫不客气地跟他调了过来，回道：“两人上了年纪，早上醒得早，晚上睡得早，一天就两顿饭，不吃晚饭，就把午饭的时间往后挪了3个多小时。”

这样睡觉的时